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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 2018-07-12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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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凰涅天下 作者:君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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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如丁起、宋藻、谢有摧、沈元、陆宸等人,都曾动过江山易姓的念头,但他们的委婉进言都被名可秀明确表态,她不会做皇帝,否则就是亲自践踏了“以天下为公”的弘道信仰。

    座中其他成员不知这个情由,闻听她这番话都震了一下,有人失望,却也有半数人暗中松了口气——虽然名可秀比赵氏皇室任何人都更有德行和能力成为英明的帝王,但谋朝篡位终究是“篡”,不合他们遵守的道德理念,若非万不得已,他们并不愿意跨越这个道德藩篱。

    名可秀说出这段话,便等于否决了“篡位改姓”的可能,让所有因期待而浮动或因疑虑而起伏的心思都定了下来。卫希颜能敏锐地感觉到,阁内的气场更凝聚了。

    “若撇开臣权不论,制约君权可有其他之道?”名可秀接下来又问。

    她跟着自答说:“苏文定公(苏辙)言,治世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但天之权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助天为治。然人君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犹惧其不能明,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又有史官之权,与天、君之权均。此即以天命和史官之权制约君权。

    “一论天命。吕申公(吕公著)为相时,上书真宗道:‘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懿,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常道‘天于人君有告诫之道焉,示之以像’,谓之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之异像,皆为上天对皇帝不端之行的警示,便是借助天命压皇权。神宗时,旧党以天灾攻击新党变法,王荆公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退居洛阳的富郑公(富弼)立即上书千言,以天命论驳斥王荆公之言。然则富郑公真信天命焉?非也!其叹言:‘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盖因宣扬天命论,让皇帝畏天,才能制约君权。

    “二论史官之权。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载之史册,将为万代讥笑,此为人君之惧。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农商皆敝,苏文忠公(苏轼)上书谏言:‘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哲宗遂罢此税。

    “但是,天命终究飘渺,难于取信人君,而敢于直书的史官亦为少数,纵可胁迫皇帝从谏、弃恶、扬善一时,也无法使其奉为圭臬而时刻自律。若遇私心之臣秉政,媚上迎合便成主流,少数清流的谏言焉能制约人君?——寄望天命和史官之权,等于寄望人君自律,不足以为依赖!”

    名可秀道:“若天命、史官不足为恃,本朝还有体制可言。祖宗之法,立下朝省集议和封驳之制,即为文臣抑制人君乱政之用。但政体可立,也可架空。盖因臣权依附君权。人臣为保权位,选择阿附君主,则政出中书、给舍封驳、台谏弹奏的政体便会形同虚设,概以人君旨意而奉行。”

    名可秀说到这里停了一停,赵鼎便拱手插言道:“士大夫当正心、诚意、修身,以天下为己任,去私欲而为政,则无可惧者,惟道理而行。”

    名可秀扬了下眉,没有说话。

    卫希颜接过赵鼎的话道:“儒家讲道德修养,盖因人有私心,所以道德要‘修’,不是天然就有。那些入仕的读书人,固然有为了治平天下而当官的,但更多的,是为了求权求钱、求美色。若不然,真宗何以亲赋劝学诗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来勉励读书人勤学应科举,而不是以‘书中自有圣贤道,书中自有治平言’为诗下诏?可见,真正弘道的君子是少数。若无制度、律法约束,有多少官员能做到清正廉洁?遑论不惧忤逆皇帝,不虑贬谪去位的有多少?”

    她见赵鼎轩眉嚅唇的似要争论,摆手道:“空谈道德是没用的。如蔡京、王黼、童贯、杨戬、梁师成、高俅、白时中、李邦彦之流就是例证。这些人,就是典型的墙头草,顺着皇帝的风向倒。蔡京为什么能混成新党?因为道宗崇尚熙宁变法!如果道宗反对变法,蔡京马上标榜自己是旧党。这类文官,就是士大夫中的投机者,只要有上位的机会,节操可以无下限,媚主迎合算得了什么。跟这些人讲正心、诚意、修身?还不如对牛弹琴,至少喷个响鼻儿!”

    宋藻、陈旉、谢有摧、沈元、陆宸、方显朴等人心里吭哧闷笑,与这位国师论儒家君子道德,太不明智了。

    赵鼎虽然敢言,却不是一根筋的犟驴子,当即明智地闭口不争,静等名可秀说下去。

    ☆、政党之说

    “若天命、史官亦不能完全有效抑制皇权,尚有根本之法,即从人君做起。”

    名可秀接着说下去道:“从太子幼年起,即教育何为帝王之学,以道德性命之学为本,授以仁心、爱民、节制,养成垂拱而治的无为之君——少令,少燕乐,从谏如流,迁过从善,恭俭寡欲。”

    赵鼎及座中的士大夫官员们都赞同点头,天子的教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凡是有学问的士大夫无不期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帝王,尤以大宋的士大夫为甚——以做皇帝的经筵官,或进资善堂给储君讲学为进身之途。王安石、司马光、程颢这些经学宗师都是给皇帝、太子讲过经学的,而关学的开创人张载平生憾事之一,就是未能有机会入朝做经筵官,向皇帝宣讲他的学问理念。如胡安国、朱震、范冲、邵伯温、尹焞、苏澹、许景衡这些在朝或在野的学问大家,都先后给赵构讲过经学。不过,对于已经成年的皇帝也只能讲些道理,要想彻底影响其性格处事那就不容易了——人君还是得从小教育起。胡安国和朱震都有这种深深的感慨。

    赵鼎向来是敢说话的,当即接着名可秀的话直言不讳道:“以后的储君教育,当以仁宗皇帝为范。”

    他这话一说,长桌两侧的的绝大多数人都点头赞同。

    仁宗朝的大臣对仁宗皇帝的评价很高,观仁宗的谥号便可知。对大行皇帝上谥号是大臣的权力,即位的新君不能干涉,而“仁”是儒家对帝王的最高理想,以“仁”为谥号当然是儒臣对皇帝的最高表赞。在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被臣下以“仁”为谥号。大臣论仁宗道:“恭俭爱民,宽厚仁恕,四十二年始终若一。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仁宗之后的多数士大夫和史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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