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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 2018-07-12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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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凰涅天下 作者:君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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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学者眼中,“器”非王道,奇技淫巧尔。

    当然随着格物学科的影响增大,现如今很多儒家学者已经在转变观念。

    便如名可秀说的:形而上强德,形而下利器。君子形而上下,自强不息。

    坐在台下的格物学科的学子们已经眉飞色舞起来。

    ——只读经,能当饭吃么,嘿嘿嘿!

    ——没有‘形而下’,‘形而上’能推及天下么,嘿嘿嘿!

    便听名可秀道:“君子,人性善。政出于心,心出于仁。天下性至善,则政隐治臻,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名可秀铿锵结语,“王霸之道,唯以心主。政不出于心,当伐。义不凌于利,当伐。道不凌于霸,当伐。择道而固执,君子之责也。固仁之本,敬也。道之天下,尚也。”

    不符合道德的,不符合仁义的,就要站出来挞伐,这是君子应尽的责任。

    君子以仁心为本,批判挞伐政治和政治人物,这是必须要尊敬的。

    在以道为治的天下,这应该是学者的风尚、士大夫的崇尚。

    台上的稷下学者们都微微点头,无论他们是否赞同名可秀的观点,但她的这种学者品格却是让他们赞许的。

    胡宏心中缓缓吁了口气:名枫山,道之持正,可谓君子。

    掌声再次热烈响起。

    赵昚心中噫叹一声,只觉受益非浅。

    如何评价周光武帝柴鉊,他觉得已经找到了方向。

    赵昚心中再次遗憾名可秀没有成为他的经筵讲经学士——学士院的激烈反对,有多少是出于她是女性的原因呢?皇帝陛下深深觉得,学士院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应该学习稷下学宫的纯粹。

    ☆、稷下盛会(六)

    就在稷下学宫论学的头一天,无数双眼睛关注着这座宏伟的殿堂。南北两国的读书人加起来有近百万众,但能参加这场盛会的不过万分之一,更多的人只能等着报纸的报道——也亏得有报纸的存在,才能让天南海北的读书人目光聚到同一场盛会。

    已经致仕的兵部参政朱敦儒居洛阳老家里,这位稷下学者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上一届还去杭京参加了学会,今年却是被儿孙们硬劝住了,生怕他老人家在路上有个好歹。朱敦儒只能戴着金属腿老花镜看报纸过瘾,一边看一边感叹,“胡文定(胡安国谥号)后继有人呀。”“名枫山后生可畏呀。”……

    杭京城外的一座田庄里,已经八十岁的前司农寺卿陈旉躺在院里的椅榻上,听孙女陈文慧读报纸,听完微微点头,“形而上下,强德利器,中慧说得好。不可缺一呀。……大公党,天下为公,道心不能丢。卫国师还是急功近利了些。有中慧在,甚好。”

    他呼吸着从田野方向吹来的带着几分泥腥味的空气,又闭上眼叹息,真想再有十年啊,“……亩产六石还是太少了。”

    在稷下学会结束的半月,这位一生都致力于农学和躬耕实践的学者带着遗憾辞世,临终前对名可秀笑说:“中慧,你要活久点。至少,亩产十石了再下来告诉我们。”名可秀忍着悲痛笑说:“好。”其后,名可秀从自己的商会股利中拿出资金成立了“陈旉农学金”,资助有志于农耕技术和农学研究的读书人,并奖励他们的成果,后来农学成果奖从陈旉农学会脱离出来,立为稷下诸格物奖项中的“稷下农学奖”。这是后话不提。

    因为父亲病重而辞任的朱熹正在徽州婺源的老家为父亲、前吏部侍郎朱松读《稷下学报》,读完安慰父亲道:“观稷下学会之论,大宋应该不会走扩张霸道之路。吾辈士人,当以道为责,择善而固执,不因路艰而移志,不因物欲而迷心。父亲不必担忧。”朱松艰难地说话道:“心不可易……有心,方不为术所役。学问要做好。人不可浮躁。国亦不可……浮躁。汝辈,五峰,籍溪……看着……”朱熹含泪,“是,孩儿会转告五峰、籍溪先生,清涤士心,一生不缀。”“好。”十月,朱松逝去。

    稷下学宫的王霸之辩在大会的第二天继续。

    不过,今日的论学主要是听经台上的学子和学者们提问。

    每个听经台旁边都有从京城各大学校筛选出来的志愿者担任会场服务的引者,将提问的纸条递到主持学会的谯定案上,由谯定宣读问题,再由纸条上指定的稷下学者回答。

    这种方式有助于台下的听众更加深刻地理解论题,而听经者的提问也让台上的学者们对论题思考得更全面。

    谯定将提问控制在上午场结束,下午场开始学会的第二大论题。

    登上主讲席位的学者穿着庄重的玄衣玄裳,不是稷下学者。

    谯定已经介绍了他的身份:西川路*司冯时行。

    西川路是宋周共治路,因为共治,思想比较活跃,这二十年来出现了不少有名气的学者,冯时行就是其中一位。他是谯定的学生,精研易学,妙的是他将易学应用到了刑事断案中,当年在淮北、河南提点刑狱职任上时被誉为“没有冯提刑破不了的案子”。三年前他调任西川路提点刑狱,至今年初,西川*司李光因年事已高卸任终身制的*司官,推荐德才兼备的冯时行接任此职。

    冯时行上台论讲的主题就跟一桩案子有关。

    此案是去年十月发生在绵州的一桩“杀夫案”。

    案情是这样的:

    绵州某村的一个老光棍刘大,从邻村聘了一个十四岁的媳妇,在喝醉酒圆房的晚上被小媳妇用菜刀砍了五六刀。县衙很快抓到了逃跑的小媳妇齐氏阿湖。这小娘子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又刚死不久,叔叔嫌她是累赘,就用四担粮食的聘礼卖给了刘大。刘大比她大三十多岁,阿湖不愿意,但反抗没用,就来了个月黑刺夫。

    阿湖力气不大,心里又慌,刘大虽然中了五六刀,却都是皮肉伤。按说这种伤情,判罪不会太大。但是,根据《宋刑统》,阿湖弑夫,属于十大不赦之恶罪,按律应判死刑。

    于是县尉想也没有想,就定成了死罪。

    不过大宋刑法秉承“慎刑”原则,对死刑制度规定得严密复杂,地方官府是不能擅自执行死刑的,县衙判定罪犯死刑后,必须将卷宗递至州一级复核,州级再送达路级司法主管衙门(提点刑狱司),最后送到中央——先由刑部、大理寺审核,大理寺过了之后,移呈御史台监法院,监法院审核完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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